和现在比，“不见不散”是以前常用的话，只那么随口一说，乃至都不用说，就由两方默认了的。它是个口头的约定，却和纸头的差不多顶用，更像咒语或暗号，能在不久的某个时刻，从或远或近之处，哪怕隔着山、隔着水，也将跟你约定的人一把拽过来、网过来。车水马龙也好，人海茫茫也好，都不是问题。
我小时候有一个很难控制的习惯，就是胡思乱想。自从听说了尾生的故事，有一段时间，听见别人道一声“不见不散”，我总想起那个守信的人，那个被树为典型的人，那个抱着柱子面对大水淹来也绝不离开的人。
我读书的梅岭小学在梅花岭下，护城河边。一座小桥跨护城河，我偶尔从引桥拱洞里走，拱洞已落在地上，人走在其中就跟走隧道差不多，就这么直接穿到另一头的史公祠。有一回，我瞥见旁边那几个靠水的桥洞，陡然想到尾生，觉得在水边桥洞里说不定就藏着个和尾生类似的避水的灵魂。脚步越来越快。我终于撒开腿奔起来，直到喘着气站在天空下、人群里。
尾生这样的人即便在他生活的时代也一定罕见，不然他不会被史书记载。古往今来，对他抱柱守信的事虽有批评之声，更多的却是褒奖，视之为佳话，把这事传至久远。他没有完全给当成十足的教条和傻瓜，可见他被诉说的那些时代里，人们对诚信看得重，重过了聪明。好像“不见不散”其实不关乎爱情，不只是情人间的承诺，而是为人的基本了。
当然，如今的我们满可以说，假如那时就有手机，尾生肯定就有了一条生路。不管怎么样，“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时代何时消失的，我说不清。别说手机了，公用电话也难得一见，却总道一句“不见不散”，不担心找不着、见不上的时代，它何时消失的，我也是说不清的。
比方说吧，我自己已很难复制二三十年前的自己。那时的我，独自前往从未去过的大城市，无论东京、斯德哥尔摩还是汉堡、伦敦。从这些个国际大都会的城南跑到城北，心里从不曾有一丝惊慌。我不善看地图，可是嘴生在自己脸上啊，随时都可以问，我不觉得丢人。在不止一个街头，我拦住一个步履匆匆的男士，因为我听说男士比女士会看地图。直到今日，我还能看见那个被我拦住的人，他把地图举到半高，对着新宿的街，转着身子、调好方位，“嗯，你看，这是北面，这里是我们眼下的位置……” 我总能找到目的地。
现在的我却越来越胆小了。无论要去哪里办事，总在前一天就搜索好，看到路线，甚至沿途和目的地的影像。出发之时，立刻启动谷歌地图，一味跟着箭头走。似乎不这样就会找不着北，就有走了弯路而迟到的风险，不踏实。毕竟电子地图连时间都给人预测好了。若和别人碰头，肯定留下双方手机号码。不然，我担心有变化，比如对方的会议拖延了，等等。这不是没发生过。如今的人个个都忙，即便不那么忙，各地的道路也比从前堵啊。
然而我爸妈年轻时是能成功 “接头”的，就靠一句话：“不见不散。”
爸爸出差在外地，临时起意，给妈妈寄出一封信，让她也出来。就这样，他俩在上海接过头，也在无锡接过头。一封信，从上海等地寄出，第二天就妥妥地到扬州、到我妈手里了。
关于这事，我跟我爸有这么一段对话。
“那时候就不怕信给弄丢了吗？”
“不怕，那时的邮递，靠得住。”
“就只写好见面日期？”
“就只写好日期。”
“怎么定具体时间呢？”
“就那么一班车，火车时刻表写得明明白白的，都准时。”
我猜，当年的我爸爸，也不光是我爸，当年的他们，许多人，脑子里基本就没有“靠不住”这个概念。总以为一般而言，人与人信得过，即便人与信件，人与车马，也信得过。
没错，信得过，靠得住。我也记得一些外地的陌生环境，在那里，我和出差的我爸或我妈“会师”，那一刻是喜出望外的，是彻底放了心的。谁叫我天生爱操心呢，总觉得万一我爸或我妈到时间没来，在陌生的城市里，上哪儿去找啊。然而，在约定的地方和时间，爸爸或妈妈果然突现在我眼面前了。
有一回是在南京鼓楼的一家面馆。爸爸匆匆赶来时，我太兴奋，扑了过去，随后就和爸妈急急忙忙出面馆而去。玩上一圈，坐在回扬州的汽车上，我才发觉，头上的有机玻璃头箍不见了，那是我一时兴起，跟同班同学借来美一美的。回想起来，是我搁在面馆桌上了。没法回头去找。只好买新的，又根本买不到原来那只头箍的大红色。同学看到紫红色的头箍，自然不开心，我也觉得双份的惋惜。但这一切，还是消融在见到爸爸那一刻的欢喜里。那欢喜太大，足够补偿别的遗憾。
大约1977年吧，爸爸和妈妈带我去苏州拜访书法家费新我老先生。爸妈此前分别拜访过费老。我是第一次登门。老先生看了我新近写的字，也给我讲解了、示范了。最后提笔给我写了一张条幅。我们以为等笔墨干了，就卷起带走。不承想，费老三下两下把快干了的条幅撕成了好几块。爸妈和我听到动静全都傻了，来不及有什么反应。费老微微一笑，说他今天状态不好，他把这条幅看来看去，总是不大满意。“改日写好，回头寄到你府上如何。” 他跟我爸爸商量。爸爸还没从前头那一幕的震惊里缓过来，踌躇着，还没说话，费老又问，或者你们有可能多待一天吗，明天来拿。这时我正坐在靠天井的一张小板凳上，翻一本费老先生给我看的小书，讲蜡笔画的。我满心疑惑，这爷爷不是左手写书法的吗，怎么也画蜡笔画呢，可书上的名字，我认识，确实就是“费新我”啊。但我不好意思直接发问。
爸爸必须按原计划去盛泽出差，所以妈妈带着我在苏州多留了一晚。我们住的招待所里，有三四张上下铺，没睡满，除了我和妈妈，还有两个说着标准的普通话的女子，和妈妈年纪相仿。傍晚时分，那两个阿姨结伴从外头走进房间，叽咕着，说院子里有一种奇特的香气。是吗，奇特的香气？我和妈妈跑到窗边，深深吸上一口气。是的，有香气飞到鼻翼，哎呀，就是桂花香啊。两位阿姨来自北方，竟是第一次闻到桂花香。这倒是让我和妈妈觉得奇特，原来有些地方没有桂花树呢。两位阿姨傍晚在街边买了一小包橘子，对于吃橘子也很兴奋，还大方地给我一只。那橘子闻起来也香，但每一只都不带橘子皮，像刚洗好澡的光屁股光身子的小孩儿。说是橘皮早已让中药房收了去。我剥下一瓣，咬一口，太酸了，没法下咽。妈妈于是也尝了一口，确实太酸，纵是可惜，只能悄悄包起、丢开了。
我和妈妈在上海天目东路的北站下车时，爸爸已从盛泽赶到北站，在北站的旅馆分配登记处排了两小时的长队。那会儿在上海，除非徐家汇、曹家渡等较远的地方，客人少，有可能直接进旅馆投宿，一般而言，要过夜，得拿着单位介绍信，去旅馆分配登记处等分派，分到哪里是哪里，没有二话好讲。
在南京，我们一家就曾给分派到澡堂子，躺在一天已结束，洗澡客散尽，热气也散尽的澡堂子里，在躺椅上睡过一夜。周围全是躺椅，全是躺椅上的男男女女。所以，在苏州投宿的招待所实打实地有着铺位，看上去干净、敞亮，已是很不错的待遇。就算是澡堂子的躺椅，对我这么个七岁女孩来说新奇得很，我没去过澡堂，就觉得新鲜，没觉得苦。至少我不记得澡堂躺椅上的一夜后，自己抱怨过什么，也不记得脖子有什么不舒服的。
在上海北站，妈妈和我在旅馆分配登记处的队伍里找到爸爸，我们又一起排了会儿队。尽管有队伍，窗口还是那么远、那么挤，而暮色已越来越深。还不知几点能排到窗口，即便排到了，还不知要给分派到哪里，几点能住下。妈妈说：“不如我们去夏先生家吧。”夏先生是我外婆家邻居夏家的二公子，我这一辈的孩子都喊他二公公，意思是，他是我外公一辈的，像我外公一样亲，他是夏家的老二。夏先生在上海建材学院教书。我们随即乘公交车往武川路方向建材学院教工宿舍而去。
从北站往武川路也就是从北站往复旦大学附近。都在城市北部，比之从五角场到徐家汇、从北往南的穿城而过，还是近的。但也还是有一段车程。那时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家还有夏先生家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再过九年，我便去复旦读书了，许多的周末，走在武川路上，走过那家全国闻名的凤凰自行车厂大门，去夏先生家吃夏婆婆的拿手菜：炸猪排。
从北站出发转了一趟车，我跟着爸妈终于摸到夏家，早已过了晚饭时间。夏家人很吃惊，但毫无厌烦之色，而是喜出望外地发出欢呼声。不过夏先生对我妈说：“哎呀，你看你，把小孩子都捂呆了。”妈妈笑了，说一早出来的，怕孩子着凉，确实是衣服穿太多了。
当夜，大人们灵机一动，说这么晚了，也不必另搭床铺了，干脆男的和男的睡一起，女的和女的睡一起。所以，二婆婆、我妈和我就睡在一张大床上，在小房间。二公公和他家男孩，还有我爸睡在大房间里。
我们只在夏家待了一夜。但我已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交上了朋友。第二天早晨吃了香喷喷的上海特色的短胖油条，我就在公用厨房跟邻家的女孩聊开了。这个看上去比我大一两岁的女孩，梳着两条黑粗的辫子，裤腿卷到膝盖，在一盆浑浊的水里，踩啊踩。
她说她脚底下的，是她家每年必做的腌咸菜，可好吃了。
腌咸菜，我知道！我们扬州也腌咸菜，外婆有她的腌菜坛，妈妈也有。腌菜时爸爸总要帮忙，尤其那最后一个动作，压上青石块，就是爸爸的活。但我第一次看到拿脚踩踏的腌法。女孩说，就得拿脚踩一踩才好，就得是小孩的脚。一边一上一下地踩着、跳着。
我瞧着她的脸，红扑扑的，白里透红。我再看向她的脚。
她立刻说：“我的脚，不臭、不脏，还不出汗。”
像是看穿了我的疑惑。她那偶尔露出水面的脚面，也有些白里透红的。
从夏先生家出来，妈妈去南通继续出差，上十六铺码头。我跟爸爸坐上开往镇江的火车。车厢走道里都站着人。我和爸爸幸好有座位，但座椅间很挤。我的脚刚好碰到一只军绿色旅行包。那只包的主人，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姐姐把我的双脚轻轻地又坚决地摁在她包上，她的眼睛弯成两个月牙儿，她用好听的普通话对我说：“脚放包上。”我爸不肯，说不能把人家的包踩脏了。我只好把脚悬着。悬得累了，拿脚尖搭在包面上。明明坐了一路，腿脚实在是累坏了。
我的邻居小宇，外公外婆家在江都。小宇爸妈是前后庄邻居，同一所小学读书，不同级。后来男孩去上海工作，女孩在扬州。偶然回小学聚会，彼此眉眼儿认得，说话投缘，谈起恋爱。小宇的外公也在上海工作。准女婿和准丈人结伴拖上大包小包回乡过年。因为东西多，得走水路，家里距邮局远，收电报不便，也没电话可接，一般都是上海那边修书一封，估摸一个到达日期，让家人到码头迎一迎。轮船要开十几个小时，船到六圩，往江都方向的几个人给驳上一条小船，往乡下小码头去。轮船还在江中乘风破浪，这边的家人已推上独轮车往码头赶，单程两三个小时。
大约1965年春节前夕，估摸着人到江都的这日，天降鹅毛大雪。小宇奶奶半夜就从被窝里爬了出来，丈夫死得早，家里只有她和六个孩子。她在冰天雪地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总算看见小码头了，白茫茫的一片水，一片雪，一个人影也不见。顶着一头雪花，她又推着独轮车、一跐一滑地回家。第二天，小宇的外婆半夜起来，推上独轮车。雪已停，土路冻着，结冰的路走起来不比下雪时容易。这一次，人和东西都接到了！这件比小宇出生还早上几年的旧事，小宇的爸爸一直挂在嘴边，那时他已从上海调回扬州，腊月年蒸时节，可能是触景生情，“哎呀，”他说，“那一年过年，那场雪真是大。”这话连我也听到了，我问：
“小宇家爸爸， 你到底往家里带了什么好吃的啊？”
我去城郊大陆庄或大明寺的路上见过独轮车，独轮车不起眼，但它可能装了，能放几只猪仔，也能载上两个七八岁的娃娃。什么样的年货必须让独轮车来装啊？我们本地有花生糖、芝麻糖、浇切片、云片糕之类，小宇的爸爸一定带了什么我听也没听说过的上海货，除了能肯定它们很多、很大，我实在想象不出会是什么。
“哦，就是米和油。棉衣里裹着油瓶子，袖子里灌着米，腰上系着米袋子。平时吃食堂，一年攒下的米票油票换来的。上船其实是要查的，不许带，码头上的人睁只眼闭只眼，也就放我们一码。家里人多，不够吃的。”
我愣住了，噎住了。这是我完全没料到的回答。小宇的爸爸说得那么细，不像是编出瞎话逗我玩的。我从他严肃的语气里也听出他家里人非在码头碰头不可的重要性。
古代有尾生抱柱的传说。还有李源与友人僧人圆泽一同从水路入川，相约十三年后的中秋夜，会于杭州天竺寺外，而他俩确实以某种方式得以重逢的故事。现代影视中也有人尤其情人相约某年某月、某处重聚的情节，多半一方去了，一方不来，不来的人或因心境改变，或因心有余而力不足。人多半将这归结为宿命。
如今，有时候我爸不经意间提起往事，我妈听着听着忍不住要打断话头，“哎呀，还是不要说了吧，以前真是苦。”爸爸却总是兴致勃勃的。他们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应我都理解，我倒不是和稀泥，而是觉得：那时候的那些事真是苦的，可还是能看到人物走动在那时的场景里，看上去有洋溢着的高昂兴致。那时真是穷得叮当响，上哪儿哪儿都不便，可也真是有不少美好意念，以及从那意念中生出的温暖和力量的。
我还是喜欢人与人的嘴里、心里认乎其真蹦出的那句简单的话：
不见不散。
2025年2月2日年初五 写于马尔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