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是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的重要基础。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大众日报理论周刊推出特别策划——“高质量发展看消费”，敬请关注。
●从当前现实情况看，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矛盾在于消费不足，消费不足的主要掣肘在于服务型消费潜力未有效释放。加快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关键在于以人为中心推进结构转型与结构性改革
●当前，服务型消费需求明显增大，但有效率、高质量的服务供给还明显不足，为此，要以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并由此形成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掣肘
以结构性改革突破促消费扩内需
□ 迟福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从当前现实情况看，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矛盾在于消费不足，消费不足的主要掣肘在于服务型消费潜力未有效释放。加快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关键在于以人为中心推进结构转型与结构性改革。
从山东的情况看，作为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消费大省，2024年山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5.0%，超过全国1.5个百分点；山东城乡居民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分别增长8.3%和10.1%，均远超过山东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与消费增速。总的看，山东有条件加快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有效扩大内需。
1、扩大内需的关键在拉动消费
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拉动消费，其核心在于以“投资于人”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增强消费信心、预期和条件。
第一，拉动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
首先，消费增速放缓。202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上年增长3.5%，低于GDP增速，较2023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从全国层面看，消费增速放缓，成为拉动内需的突出矛盾。2024年，北京、天津、上海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负增长，广州与重庆的增长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9.6%，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24年仅为44.5%，显著低于2023年的82.5%，甚至低于2020-2023年均值47.7%。
再次，消费增速放缓是制约宏观经济的主要因素。在一系列刺激政策的拉动下，我国投资需求有所上升。例如，2024年，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5.7%，对全部投资增长贡献率达到67.6%，带动大宗耐用消费品销售额超过1.3万亿元。与此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维持在3.2%的水平，民间投资下降0.1%，尚未有效反弹。但是，目前消费增速放缓，需求仍然不足，仍是制约宏观经济的主要因素。
第二，拉动消费需要稳定消费预期、增强消费信心。
首先，增强居民消费意愿。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2012-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总体呈下降趋势，从2012年的73.01%降至2021年的68.61%，并且明显低于美国同期90%左右的消费倾向。
其次，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数据显示，2024年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仅为86.4%，仍未恢复到2022年4月的水平。为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恢复和改善消费者信心。
再次，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使得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受限。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与城镇居民（54188元）的差距，明显超过农民消费水平（19280元）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34557元）的差距。如果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升其消费预期，可以有效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提升消费预期的关键在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第三，拉动消费需要“投资于人”。
其一，“投资于人”不足掣肘消费潜力释放。以公共医疗为例。2021年，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8.91%，远低于全球2017年平均水平（16.23%）。再例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长期滞后制约消费潜力的释放。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相差17.86个百分点，意味着仍有2.5亿农村户籍人口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未能获得城市户籍及充分的公共服务。这不仅影响了这部分人群的生活质量，也限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其二，“投资于人”关键在于加快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到2030年，如果能够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为释放消费潜力奠定十分重要的制度基础。
2、拉动消费关键在于释放服务型消费巨大潜力
近年来，我国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消费的新亮点。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关键是以结构性改革释放服务型消费的巨大潜力。
第一，服务型消费成为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
其一，服务型消费较快增长。近年来，我国服务型消费支出增速快于商品消费，且占比逐步提升。例如，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支出同比增长7.4%，增速超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2.1个百分点。其二，服务型消费成为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的主动力。2014年以来，服务型消费对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大多数时间超过50%；在剔除疫情影响的特殊年份（2020-2022年），贡献率基本维持在60%以上。其三，我国服务型消费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国际比较看出，当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以后，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基本上在55%以上的水平。若2030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由2023年的45%左右提升到50%以上，预计将拉动至少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第二，关键是释放服务型消费潜能。
其一，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不及预期。近两年，尽管服务型消费占比有所增长，但不及预期。据相关研究预测，2025年我国服务型消费占比将达到50%。但受疫情等影响和冲击，2024年，我国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为46.11%，不仅与预期目标相比滞后，也与我国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其二，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仍偏低。2024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分别为48.41%和40.29%，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低于城镇居民8个百分点。城乡服务型消费占比的巨大差距，反映出农村服务型消费市场发展滞后，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其三，以服务型消费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我国仍是一个转型大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阶段。若到2035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至55%左右，将新增40万亿元左右的消费需求。
第三，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重在解决结构性矛盾。
首先，破解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应当说，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对于拉动消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适应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趋势，破解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更为重要。当前，服务型消费需求明显增大，但有效率、高质量的服务供给还明显不足，为此，要以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
其次，破解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破解服务供求矛盾，核心在于服务投资需要明显加大。数据显示，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2020年服务业投资占比为70.7%，到2023年占比下降到65.8%。在传统投资增速下滑的同时，服务型消费的投资空间仍然较大。2023年，我国大健康产业规模约为14.48万亿元，预计到2030年将上升到29.1万亿元。教育、医疗、养老、社区建设等领域的投资需求逐步增大，而这些方面的投资增长与实际需求仍有较大差距。再次，破解增长与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从现实情况看，能否拉动消费、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突破。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要着力破解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突出矛盾。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已成为深化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
3、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
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进程仍明显滞后。加快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成为充分释放14亿人的巨大内需潜力的根本之策。
第一，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并由此形成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掣肘。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工业化率达到峰值时，城市化率一般达到70%左右的水平。我国工业化率在2011年达到峰值，但当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50.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4%左右。目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仍处于发展中期。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8.3%，两者相差约18个百分点。
第二，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
首先，城市化是投资于人的主要载体。城市化能集聚效益、降低公共服务成本。从以往城镇化的情况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并没有改变当地居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对城市生产组织方式、生活水平、城市软硬件和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要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通过提升居民收入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释放巨大内需潜力。根据测算，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直接带动人均资本存量增加3.5%，约为6.6万亿元的新增投资需求。其次，实现由物质资本投资为主向人的投资为主转变。近年来，物质资本投资效率明显下降。2022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4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高于同等发展阶段国家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当前，尽管物质资本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但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2012-2023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从42.1%下降至28.9%。此外，我国对人力资本投资占比偏低。以公共医疗为例，2021年，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8.91%，远低于全球2017年平均水平（16.23%）。
再次，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蕴藏巨大内需潜力。其一，带动释放消费潜力。有研究表明，农民向城镇转移成为常住人口后，人均消费将提高30%；在城镇落户后，人均消费将再提高30%。若率先实现2.98亿农民工市民化，使其消费水平达到城镇居民水平，每年将增加2万亿元左右的消费额。其二，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初步测算，城市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释放1000亿元左右的服务型消费需求。其三，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生活方式变革、生活水平提高，将扩大服务需求，带动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快速发展。
第三，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需要结构性改革。
其一，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落实农民工就业落户政策，全面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抓紧建立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在内的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提升消费能力和意愿。为此，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其二，尽快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尽快以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由人口控制向公共服务转变。例如，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上，改变以往“以证管人”的传统做法，实现基于“大数据”的人口服务转变。其三，发挥国有资本的重大作用。在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中，发挥国有资产的重要作用，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发挥国有资本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改变对国有资本的绩效考核机制，适应新阶段央企国资的新角色、新任务，优化以经济效益为主的评价标准，重点发挥央企国资在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中的基础性作用，开展战略性、长期性、综合性评价，并建立相应考核标准。
作者简介：
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多项荣誉，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