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白云怡 倪 浩 徐嘉彤
编者的话:自美国政府4月2日宣布所谓“对等关税”以来,包括外贸、制造、跨境电商等行业的中国企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近日,美方不断释放消息称中美之间正在谈判,甚至将会“达成协议”,还声称美对华145%关税“将大幅下降”,何时下调“取决于中国”。4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中美双方并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谈判,更谈不上达成协议,并敦促美方停止威胁、讹诈,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同中方对话。近日,《环球时报》记者采访国内多位相关企业负责人、关税法律行业从业者时,他们有的直言,美国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其在外贸人眼中早已“信用破产”;有的讲述了这些年早已采取的对策,他们抓住全球市场及国内市场更广阔的机遇,用不同的“打法”努力找到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4月15日,上海港龙吴港码头的外贸货轮正在开展装卸作业,当天有超过3000吨的货物发往柬埔寨贡布港。随着中柬两地贸易量持续增长,上海港开通了直航柬埔寨货运班轮航线。 (视觉中国)
“美国不可能堵死全球所有通道”
宁波新东方工贸有限公司是一家跨境电商模式的外贸企业,该公司CEO朱秋城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所谓“对等关税”政策对我国企业的冲击是多层次的,不同类型企业感受到的受影响程度也不同。他把我国以出口为主要业务的企业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单一依赖美国市场的部分制造型工厂,它们的处境较为困难;第二类是从事贸易流通的外贸公司,它们虽然也受到关税与政策不确定性的双重挤压,但由于市场布局相对多元,还能暂时观望、维持运转;第三类是一些头部企业,它们如果有全球布局能力和较强的品牌力,那受到的直接影响会相对较小。”
朱秋城以自己的企业举例称,美国的关税新政对他的企业有影响,但不算大。“我们全球化布局做得比较早,盘子也大,并不是只做美国市场。尤其从四五年前,我们更加注意重点拓展新兴市场,比如韩国、非洲、东南亚。去年,我们最大的业务增量来自韩国。”朱秋城进一步表示:“美国不可能堵死全球所有通道,中国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快全球化布局。”
深圳驰为创新总经理杨利华近日正在中国台湾地区对产业链上游供应商进行例行的客户拜访,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台湾地区的IT产业正明显感受到美国所谓“对等关税”带来的动荡。据记者了解,这家位于广东深圳的消费电子企业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以及各种款式的迷你电脑,以品质卓越和价格实惠为特点行销全球。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我们就感受到了海外市场的风险。后来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又不断对中国进行科技封锁,对高科技产品设备进行出口管制,构筑‘小院高墙’。从那时起,我们就致力于海外市场的多元化。”杨利华告诉记者,高峰时期,美国市场占了该公司大约一半的业务,但现在已缩小到了15%。因此,美国这次加征“对等关税”对其公司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
近几年来,杨利华频繁出去踩点,努力开发更多的海外市场。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国家、金砖国家、东盟国家是该公司海外发展的重点方向。杨利华说:“这几年我去过智利、秘鲁、尼日利亚、南非、阿联酋、沙特以及东南亚多个国家,有时是跟随各级政府或商协会组织的经贸代表团一起去考察的。中国致力于推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受到各国广泛欢迎,这为我们公司海外市场多元化布局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杨利华告诉记者:“以前,我们是在家等着美国采购商上门,现在是我们主动走出去,视野也更开阔了”。他说:“虽然美国关税新政试图改变全球经贸秩序,但我们还是选择专注于海外市场。一是我走访过这么多国家后发现,中国电子产品广受欢迎,这给了我们开发市场的信心。二是我发现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优势明显,质量好价格又实惠,产业链优势短期内无法被替代,这是我们坚持开发海外市场的底气。”
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在发布会上表示,近几年,我国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构建贸易多元化格局,成效也非常明显。目前,我们已与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贸易伙伴。今年一季度,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额同比增长7.2%,货物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比重超过50%。我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已从2018年的19.2%下降到去年的14.7%。
“我对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一直怀有憧憬,眼下正是一个契机”
另一家企业广州博群纺织则选择了不同的“打法”——将百分百外销的公司业务转向国内,开始专注于内销。该公司总经理李哲宇在采访中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关税新政极限施压带来的海外市场风险急剧上升,二是我对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一直怀有憧憬,眼下正是一个契机。”
记者了解到,广州博群纺织成立于1996年,其线下年销售额达10亿元以上,拥有员工1000余人,主营产品为各种纺织面料。作为服装上游原材料提供商,广州博群的面料一部分直接出口美国,更大部分经第三国企业加工后销往美国等海外市场,同时还向跨境电商平台的代工厂提供面料加工为成品再出口到美国。
在美国的“关税大棒”下,该企业受到了多重冲击。“我们挺过了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关税冲击波,又应对了所谓‘新疆棉’事件带来的影响,现在我们对美国政府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彻底失去了信心。”李哲宇说。
于是,李哲宇决定实施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战略转型,开始“做14亿多中国人的生意”。由于外贸和内销的业务模式完全不同,李哲宇开始依托1688等电商平台,宣传产品竞争力、生产能力和库存优势,扩展国内业务。
4月22日,特朗普宣称将“大幅下调”对华145%的高额关税。李哲宇说:“美国政府的政策反复无常、变化莫测,在我们这些外贸人的眼中,其信用已经破产。即使关税真的下调,未知风险仍然存在,我们还会坚持把业务转向内销。”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咏前近日表示,当前,面对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外部环境,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广大外贸企业的坚强后盾。何咏前表示,针对外贸企业对国内市场不熟悉等情况,商务部将培育、强化内外贸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综合服务企业,为外贸企业拓内销提供政策咨询、标准认证、市场开拓、金融保险等“一站式”综合服务。
美国海关指南标准模糊
“除外贸企业外,我们最近也接到了很多来自制造业和跨境电商企业的咨询。”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春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说:“据我们观察,目前一部分有供应链出海计划的企业选择暂时观望,等待美国对各国的关税措施明确后再做打算;也有部分企业还没有完全放弃美国市场,而是尝试通过提高售价、与美国进口商分担关税成本、布局供应链出海等方式做出应对。”
不过,美国的所谓“对等关税”政策有很多标准模糊的地方,给企业的业务调整带来不少困惑和麻烦。肖春晖表示:“美国政府使用的关税计算公式一方面混淆了关税与贸易差额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将有些国家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增值税、补贴、行业监管等较难量化的因素也纳入加征关税的考虑范围,使得政策标准更加模糊。”
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下称“美国海关”)发布的指南为例,肖春晖律师对《环球时报》记者解释道,比如其中提到的“美国成分”,虽然此次的关税政策中规定,若商品满足“包含20%美国成分”的条件,就仅对“非美国成分的部分”征收关税,且美国海关要求企业对商品中的“美国成分”和“非美国成分”进行拆分申报。但是,如何准确界定“美国成分”存在不确定性。对于判断一个零部件的原产地是否适用于美国所谓的“实质性加工”标准,缺乏明确的定义和操作指南,导致企业在申报时难以准确判断哪些部件或技术属于“美国成分”。
肖春晖告诉记者,目前部分有涉美业务的企业比较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根据美国的非优惠原产地规则来判断出口美国产品的原产地。很多企业担心,即使在第三国设厂,如果没有充分了解美国的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可能最终在第三国生产的产品仍然会被认定为中国原产,从而被美国加征高额关税。目前的难点在于美国的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中规定的“实质性改变”原则定义较为笼统,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查询美国法院的判例以及美国海关做出的裁定来协助理解,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判断难度和决策成本。
“有望促进整个行业的重新整合与升级”
“即便在美国市场,我们也有分公司,有完整的团队,有海外仓。”朱秋城以宁波新东方工贸有限公司的情况为例补充说,最重要的是,在过去这几年,企业已做起来自己的品牌,这使得产品能够拥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具有更高的客户忠诚度,“这些都让我们更容易应对关税的变化”。
谈及相关企业的未来,朱秋城对《环球时报》记者坦言:“那些单纯靠价格取胜的制造业企业,哪怕不被加征关税,也可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命运。我们讲了很多年‘外贸高质量发展’,‘做品牌、做创新’,这不是口号,而是现实所需。几年前,我曾感慨,‘低价不是出路,是死路’,到今天,我依然这么认为。”
朱秋城表示,海外仓、本土化运营和多元化市场布局可能会成为中国企业应对贸易壁垒的核心策略,这也将倒逼中国企业从“低价竞争”转向品牌化与供应链全球化布局。
朱秋城认为,中国是传统的外贸强国,但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再到供应链出海,中国出海企业仍在起步阶段,“越来越多的企业融入全球化浪潮,将有助于它们打造更强的韧性以及更高效的全球化管理能力,最终更好地把握全球市场的机会”。朱秋城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上述进程)在短期内是挑战,但从长期来看则有望促进整个行业的重新整合与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