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红色故事（第二辑）》
《红岩》小说中，有一个出生在监狱的女婴，难友们为她取名“监狱之花”，寄托着对她的喜爱，更寄托着对前途的希望和信心。这个女婴母亲的原型就是川东地区党组织最高负责人王璞的妻子左绍英。
左绍英
左绍英出生于四川合川县（现重庆合川区）滩子坎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12岁就给地主当丫头，童年过得异常艰辛。1938年，经人介绍，左绍英进入四川省棉纺织推广委员会在北碚澄江镇举办的纺织机织布训练班学习，同时参加学习的还有中共北碚中心县委派来的共产党员马中键。1939年2月，经马中键介绍，左绍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3月，由北碚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的黄桷棉纺织生产合作社正式开业，左绍英被推选为合作社理事委员。社内还建立了党支部，马中键任支部书记，左绍英任组织委员，负责生产和政治思想工作。左绍英在社内参加生产，向新职工传授纺织技术，并兼库房管理员。她还组织大家学唱抗日歌曲，到街头和农村搞抗日宣传，很快赢得职工们的尊敬和爱戴，被称为“我们的好大姐”。
1942年，她与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王璞结婚，成为市委联络员。这期间，她和王璞三次到北碚，帮助马中键、熊伯涛、蒋可然等许多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安排他们就业，解决生活困难，还冒着危险通知暴露的同志转移。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精神，决定重庆市委改组为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委”），王璞任书记，负责在华蓥山地区和长江三峡地区，建立川东地工委，发动农民武装起义，策应全国各解放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左绍英随同丈夫王璞来到广安县，担任川东临委的交通员，负责华蓥山地区10个县党组织的联络工作。按照起义计划，各县要在1948年的8至10月做好起义准备，11月搞起义试点，12月10个县要像放连珠炮一样连续进行武装起义。她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寄养在广安的一位同志家里，往来于10个县，向各地党组织传递起义的准备情况。
这时，重庆的北区工委秘密建立了一条由重庆经人和、复兴、静观、柳荫、偏岩到华蓥山的地下交通线，并筹集了大量资金。王璞要将重庆市的大批党员调往起义前线，购买的起义物资也要陆续秘密地运到各县。这时左绍英已有了5个月的身孕，每天都挺着大肚子来往于各地下交通站，异常紧张地传递着党组织的秘密情报。
1948年4月，因重庆市委的《挺进报》被敌特侦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先后被捕成为叛徒，出卖了上、下川东整个起义计划。叛徒向敌特提供了记有华蓥山10个县党组织负责人的“黑名单”，排在名单之首的就是王璞和左绍英夫妇。
情况紧急，几乎每天都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来！王璞看着左绍英越来越沉重的身子，真不忍心再叫她去传递情报，但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更换交通员。为了保护党组织，掩护同志，左绍英顾不得自身的安危，不分白天黑夜地奔走于地下交通站之间，使10个县的党组织免遭大的破坏。
疯狂的敌人四处抓捕中共党员。为了改变被动局面，1948年9月，华蓥山地区联合大起义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像连珠炮一样在6个县的7个地方不断地发起。由于叛徒出卖，敌人纠集了4万正规军和大量地方武装，致使每一处起义都遭到敌军围剿。王璞牺牲于突围途中，整个起义未能建立起根据地，只能分散于各地打游击。
王璞的牺牲，让左绍英悲痛欲绝。黎明到来的前夕更为黑暗，到处是恐怖的景象。左绍英临产在即，经党组织安排，她秘密回到老家合川待产，周围乡亲们在暗中保护，不料被当地地主告密，引来了特务。乡亲们用滑竿抬着左绍英转移，半道中滑竿被抬断，左绍英被追上来的特务逮捕，当夜就押往渣滓洞监狱。
左绍英刚到监狱，就生下了孩子。在叛徒的指认下，敌特知道了她是整个华蓥山地区的交通员，又是王璞的妻子，如获至宝，认为只要她开了口，华蓥山10个县的党组织就可全部破获，因此，对她的审讯更是百般重视。先是“利诱”，请叛徒来做工作，许予优厚的物质条件；后是“严逼”，不顾她是坐月子的产妇，采取各种恶毒的手段进行折磨。左绍英始终严守党的机密，保持共产党员坚强不屈的精神。
一年来为起义的奔波、丈夫牺牲的痛苦、生小孩的恶劣环境，加上敌特的百般折磨，使得左绍英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同牢房的江竹筠安排难友们精心照顾着左绍英母女，狱中党组织发起全狱的绝食斗争，为孩子争取到生存的营养品。在狱中难友们亲切的关怀和帮助下，左绍英母女终于挺过了艰难的日子。
1949年11月27日，敌特对关押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左绍英和难友们为保护孩子，勇敢地冲向牢门，用身体挡住机关枪的扫射。在革命者的遗体堆中，敌人发现了啼哭的“监狱之花”，灭绝人性地向她开枪，小小的生命也惨遭毒手。左绍英牺牲时，年仅30岁。
